95.永别了，七姐（1/ 2）

2008年1月13日凌晨两点左右，我的大姐在梦里看到七姐玉妙，玉妙姐对大姐说，我得了病，很难的了，以后是什么都没有了。同日清晨7点，正准备吃早饭的大姐接到了玉妙亲属打来的电话，说玉妙得病，正在人民医院抢救。等大姐和姐夫火速赶到医院时，医生已经回天乏术，我的玉妙姐撒手西去，年仅42岁！

（一）

那天天很冷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就冷了起来。后来我们知道，这场几十年不遇的寒冷天气，就是从那天开始，一直持续了一个多月时间，直到我现在2月中旬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，尚未结束，举国震惊。早上，还没起床的我接到七姐夫打来的电话后，连忙给在梧州的大哥、北海的弟弟通了电话，和在南宁打工的七姐夫一起，匆匆从南宁赶回。

四个小时的路程感觉很长，很远。在路上，先我到达医院的大哥通过电话对我说，情况很不好！由于脑出血，由于没有及时发现，已经没有了自主呼吸，基本上是靠呼吸机来维持了。末了，他又补了一句，说，很难的了。一听这话，我的眼泪不自主地流了下来，再也说不出话，任凭泪水一直在流。

在医院的ICU病房里，我终于见到了我多日不见的玉妙姐，她矮小、瘦削的身子躺在病床上，像是沉睡了一般。七姐夫拉着她干裂、苍老的手，手足无措。我走上前，喊道：玉妙！玉妙！没有任何的反应，我又叫她的小名：金水！金水！依旧没有任何反应，我的泪水夺眶而出。

人民医院、中医院的医生朋友都被我唤了过来，对她的病情进行会诊。但是，面对这种情况，朋友们也是两眼通红，对我摇了摇头。这时候，我才意识到，我的玉妙姐，对自己恩重如山的姐姐，将要永久离开我，离开这个苦难的世界了！这事是如此的突然，让我没有任何的思想准备，我的心麻木了。

该走了。我们跟七姐夫他们商量，决定将她送回老家安葬。我和七姐夫、三姐夫三人，将她从病床上抬了下来，放到一个窄小的手推车上。她那饱经苦难的身子，很轻。她生命的相当一段时间，一直与手推车有关，她曾在砖厂用倒车推砖，她曾在工厂用倒车推原料，她曾经当清洁工，在居民楼每天收垃圾，用手推车运走，她曾经幼儿园当清洁工，一把扫帚，一辆小推车！七姐夫说，玉妙，我同你回家！我们回家！沿着病房的走廊，我们慢慢的推动着。大姐已经哭得站不稳了，两个外甥扶着她。当我们将玉妙姐抬上一辆救护车的时候，我再也忍不住，一把拉扯着她凌乱的头发，在她的面庞抚摸着、拍打着，泪水奔涌而出，在医院空旷操场的冷风中，我旁若无人，放声大哭。

（二）

玉妙姐比我早出生两年，我又比弟弟大两岁。所以，我们三个念书的时候，基本是凑在同一个时间段内。玉妙姐读高二，我就读初三，弟弟读初一，这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，是很难承受的，何况，到了我念高一的时候，父亲也逐渐失去了劳动能力，依靠孱弱的母亲，无论如何是供不了三个人念书的。

玉妙姐念完高中，18岁，就开始在家劳作。她曾经的复读考大学的念头，变成了梦想；甚至，她想到外面打工也不可能——那时候，村里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跑出打工了，她好想出去啊！更为严峻的是，嫁人都成为一个奢望，她要是嫁了，谁来操持这个家？所以，她只能在家帮助家里做农活，挣钱供两个弟弟念书，操持这个日益没落的家庭。除了农活，村里的纸作坊——那时候还没有被政府拆除——那是一种很古老的职业，专门生产一种迷信用品纸钱，成了埋葬她的青春和梦想的场所。

那是一种怎么样的工作？在我的很多作品里都有过描述，其实要描述这种艰苦、繁重、机械、乏味的工作是很困难的，你可以这样来想象一下：它需要终日将手浸泡在石灰水中，哪怕是隆冬腊月的天气；它需要每天肩负着将近50公斤的重担，走上八个钟头。玉妙姐念高三的时候，我曾经休学一年回家，干这样的工作，被那种艰辛吓破了胆，从而让无心向学的我发誓要考上大学，远离这样的生活。于是，我成了有史以来我村里第一个大学生。弟弟也怕，他也咬着牙念书，随后靠上了警察学校，又自学了大专，那是上世纪的80年代。

就这样，那些繁重的工作，就全靠18岁的玉妙姐了。那稚嫩的双肩，逐渐变驼了，她的双手，变得粗糙。这样繁重的劳动，她一直干到我大学毕业，那时已经是1992年了。那时候，玉妙姐已经26岁，这样大的年纪尚未出嫁的女人，在农村非常罕见。

我以为我毕业能够给她带来解脱，起码她不用负担我和弟弟的学习费用了。而且，那时候我很天真地想，也许，我能够给她找一份工作，让她能够像我一样，在城里生活。1993年秋天，父亲病倒了，在弥留之际，他对我说，要我帮玉妙姐找一份工作，报答她的恩情。父亲的那句话至今还是记得很清楚，他说，你和阿东（弟弟的小名）读书这么多年的钱，都是她挣的，只要一接到你们要钱的信，第二天不管刮风下雨，她一定会到镇上给你们汇去——那时候，交通不便，到镇上要步行两三个多钟头。

然而，一直到她去世，没有背景的我始终都没办法帮她找到一份工作。曾经有一次机会，1994年，我在相对效益很好畜牧局工作两年后，县文化馆希望我这个穷作家能调过去，我提出了我唯一的条件，给我玉妙姐一个合同工。那边很快答应了——当时文化馆在市中心广场有一个很大的游乐场——几乎所有年纪大一点的都知道。然而，等我调过去后，市里个别领导不顾绝大多数市民的反对，无偿将游乐场那个广场给一个覃姓的商人开发房地产，建设一个30多层，据称是“桂东第一楼”的天元大厦（后来只建了四层，成了烂尾楼工程）！游乐场被拆了，合同工也就成了泡影。那个夭折的房地产项目，对我的伤害，至今尚未能抚平。在我的一篇文章《朱枸先生不亦快哉33则》中，第二句就是：闻柳州地委廖副书记因受贿被判刑，不亦快哉！皆因他原先就在我们那里当********，广场就是他送给别人的，我咀咒他。不过，到了后来，自己通过公开竞选，也当上了这个单位的一把手，手头有着几个空编，但是却无法将姐姐的工作解决，反是不断地有很多有关系的人，不断地吸收进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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